人名是人的标志性符号，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研究价值，它大体上分为乳名和学名两大类别。但对于城乡不同的人群来说，则有所区别。在城市，一个人一旦有了学名，就以其学名为主，他的乳名只在其家庭和亲属中传播；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乳名便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农村却非如此：一般来说，人的乳名作为其主要名字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不是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或者不是在说某个重要人物，人们一般只说其乳名，而很少提及其学名。喊其学名，会引起生疏和滑稽之感；而说其乳名，即使这人辈分和年岁较大，也不会产生突兀或不庄重之感，反而会感到亲切。当然，对于辈分较长的人来说，一定要在其名字下方加上其辈分，如“小牛叔”，“老鳖爷”等。还有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农村人的绰号(外号)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取代其乳名。某人一旦有了绰号或外号，人们也可把它与乳名混同起来，喊其乳名或绰号都行。即使当面直呼其绰号或乳名，当事人也不会介意，久而久之，人们只记得其绰号而不大提其乳名，更不知道其学名的情况甚为常见。而这种情况在城市人中间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只能在背后喊其绰号，除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若在当面这样做便会引起对方的强烈反感。这样，我们在分析农民乳名时，将其乳名和绰号放在一类去研究(以下所说乳名，当包括绰号在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萧遥天先生认为：“人名是人类的意识形态之一。眼前如果有一部完备的中华人名辞典，它反映整个中华文化与历史，比什么都更切实具体。”(P89)近年来，关于人名的研究成果不少，然而学界对于汉族农民乳名文化的专门研究却十分罕见。笔者认为，乳名是汉族大多数农民(以下讲到农民，特指汉族农民)一生的主要名字。其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对生命本色的张扬和人生理想的寄托两方面。然而在今天，它却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其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都是值得深思的。本文拟对这一文化现象作一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生命本色的张扬
    就农民乳名来说，它对人的生命本色的张扬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人的生理特征。人的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因而，人名的起源最初便与生理特征有关。萧遥天说：“人的有名，乃在知识渐萌，人我之间的交际渐密，渐从形体、声音的特征加强认识，这种存留在心坎里的无声符号，可说是名的胚胎。后来人事日繁，群居生活日渐发达，觉得以形体声音的特征为某人默记的标准还不够，便需要立一个显明的符号以与某人，因是名便诞生了。”(P3)由此看来，人的名字的产生最早来自其形体和声音特征。而农民的乳名至今仍明显地保留着这一特征，如有人叫做“大头”、“小头”、“大眼”、“长腿”、“三秃子”、“老肥”(肥胖之意)、“话匣子”(爱说话或嗓门高)等，又如某人脸上长得有点不那个，就叫他“大麻子”；眼瞎了一只，就叫他“独眼龙”；镶了一颗金牙，就叫他“大金牙”；腿走路不方便，就叫他“拐腿”或“瘸子”。这种名字对农民来说没有较为明显的褒贬色彩。所以，以此为名的人很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尤其在其年轻时更是习以为常。联系名字的起源，笔者认为，这种对其生理特征的突出实质上是对生命自身重视的表现。在农民看来，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相比，生命自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前者的基础；舍此，一切便无以存在。
    更为有趣的是，这种对生理特征的关注在取名上直接与性——生殖能力联系起来。在城市人看来，涉及到这方面的用语，一般要尽量避免或用其他词代替，否则就会被人瞧不起，被认为粗俗、下流、肮脏等。然而农民却不是这样，他们并不隐晦这种用语，有时反而故意加以强调和夸张。如男性中有人乳名叫“黑蛋”、“白蛋”(蛋：即阴囊)；有人阳物特大，绰号就叫“触地”，还有人绰号叫“狗”、“絮”(形容某人喜欢絮絮叨叨)、“骚猪”(迷恋女色)等。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了农民的意淫。周作人曾对民间歌谣进行过分析，对“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认为它是平民百姓的意淫和梦(P180)。而这种意淫和梦正是现实生活中太多的性禁忌和男女比例失调的产物。这样，过度的性压抑便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发泄出来。人的乳名应该也是其表现途径之一。二是反映了对生命的创造精神。这一意义可以从一些文艺作品中得到旁证。法国拉伯雷在其《巨人传》中有意突出人的生殖活动和生殖能力。巴赫金对此论述道：“对他(拉伯雷)来说，人体是最完善的物质结构形式，因此，它是打开所有物质之门的一把钥匙。从中构成整个宇宙的那一物质，在人体身上敞开了自己真正的本质及其所有最高的可能性——物质在人体上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开创性的、命定将战胜全宇宙物质的力量，物质在人体身上具有了历史性。”(P426)这样，人的肉体在巴赫金那里给予了全新的正面的评价。又如原始艺术中有些石雕，有意突出人的生殖特征：孕妇的巨腹、巨大的阳物等。(P43-45；P51-54)无疑，它们所表现的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意识。由此可以推测，农民乳名的这一特征也可以理解为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意识(包含对生命的创造精神)的延续。因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进化而预先确定了的，个人因而是同往昔联结在一起的，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甚至在那以前，还与有机界进化的漫长过程联结在一起。”(P40)这一观点也可从农村女人的乳名上得到进一步验证。许多农村女人以各种花果作为乳名，如桃花、杏花、石榴、樱桃等。在荣格看来，一切象征着丰饶与多产的事物都与母亲原型有关。而花果则可以隐喻女人的生殖器官，可以理解为人的这一集体无意识的表露。无疑，这是对人的生命力的赞颂。袁志广、滕春华在《论世纪之交的维吾尔人名民俗的文化模式》一文中认为，以植物之名命名的如青苗、椰子树、梧桐树、樱桃、紫罗兰、月季花、石榴、石榴花、苹果等，多用于女名，有的象征繁殖力，有的象征女性的艳丽和可爱。(P37)虽然维吾尔族与汉族农民女人的名字不太相同，但都包含对生殖力的象征意义则是相同的。另外，汉族农民乳名中还能够传达明显的血缘关系：假如一户人家生有几个孩子，若同是男孩，老大名叫骡子，老二则会叫做大马，老三也许就叫小牛，老四便叫做驴驹；若老大叫做绵羊，老二便叫做山羊，老三便叫做羊羔；或者干脆就根据在同胞或同宗同辈(如堂兄弟)中的排行，取的是不算名字的名字，如老大、老二、老三、小四；若同是女孩，便分别叫做大闺女、二妮、三姑娘、小妞等。这种血缘关系也可视作生殖能力的一种体现。
    在传统社会，这一观念更与人们传宗接代的心理相通：一个人的生命力旺盛，那他就必然会有强大的生殖力，否则就意味着其生命力的萎缩，后者通常是许多人最为自卑之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以生育男孩为特征的传宗接代便上升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便有很多农民的乳名表现了这种心理：如有人生了女孩，便名之曰招弟，意为希望下一个是男孩；生了男孩，便名之曰铁蛋、铁头、铁柱，意为他是最强壮的男孩，谁也不能奈何他。一些男孩脖子上挂着项链、玉石或桃木，意为要拴住他的命，唯恐被鬼神夺去，而女孩一般则没有这种“福气”。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特征。但追根溯源，其深层心理却是对人的生命本色的张扬。
    　　　　二　人生理想的寄托
    农民乳名还体现出对人生理想的寄托。它大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意识的凝聚。(这似乎与上述重男轻女的观念相悖，但正如康德所说，真理常常是充满矛盾的。)它首先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论尊卑、美丑还是男女都一律平等。在汉族农民中，有人喜欢为其后代冠以龙凤之尊、金玉之贵，如凤龙、圣人、金山、玉枝，但也有人故意以贱名示之，如小人、大傻、二憨、三笨等。贱名的历史很久。据萧遥天考察：“大约春秋以上的人名，都和后代的小名(乳名)一类……这些公侯卿士的鼎鼎大名，却都保留着喂奶时期卑俗的称呼。”(P90—91)宋明以降，小名渐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他进一步认为，小名(乳名)的鄙俗粗野是因为父母“大体都出于怜爱太甚，故示卑贱，希望容易养大成人。”(P90—91)另一种观点认为，越是高贵的生命越娇嫩，越是卑贱的生命力越强，所以，给后代起贱名是希望经得起生活的磨难，是为了美好的未来。(p16)由是来看，贱名在他人的心目中并不卑贱，它与高贵的名字是完全平等的，而名字的平等正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心理补偿，也是对等级观念的挑战。(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上述袁志广等文认为“贱名之俗源于‘毒眼和毒蛇致恶的信仰’和巫术思想。取贱名，对这种心理的产生和邪恶力量的致厄具有防范之功效。”而潘正云《凉山彝族人名命名特点及文化内涵》一文则认为取贱名是为了使“鬼不要”。(p11)但这些观点来自对少数民族名字的研究，与汉族农民乳名不属于同一研究对象。)乳名还有美丑之分。就性别来看，丑陋的名字一般属于男性，如老丑、扁头、黑塔、黑货、黑子、大癞子、二癞子、三斜子、三怪物、马虎(民间一种极丑陋的鬼)、乌龟、王八、老鳖，而花草之类美丽的名字多属于女性。这可以说是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理念的挑战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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